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时期都经历了快速的产业升级。

但今年伊始，市场各方不约而同地看好黄金的走势。可能你会说，最近的一轮衰退还没有彻底结束啊。

债务还是那么多，但用于偿债的收入却逐年缩水，如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像意大利那样达到130%，那么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论可能出现何种情况，从历史情况看，金价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因此如果现在对这一警告置之不理，将是极不明智的做法。而且在复苏的道路上可能还会经历坎坷。没有人能确切了解中国经济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国的统计数据着实缺乏可信度。从疲软的美国就业增长数据到新兴市场的混乱格局，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

通货紧缩对于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来说也是一种灾难，例如欧元区所有的外围国家。其一，欧元危机很有可能拉开第三幕乃至最终谢幕，落得个分崩离析的结果。中央政府的信用被严重透支，是当前经济的最大风险。

而如何在推进改革与保持稳定之间求得平衡，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政治魄力和政策技巧。放弃过度重视稳定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轻视风险，2014年国内外金融风险都可能上升，经济决策确需谨慎。但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痛苦经历。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风险将持续累积，最终难逃一场巨大危机的宿命。

国家决心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近期可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中国的经济组织在保稳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地方在于几乎所有的风险因素都由中央政府隐性担保。

今年需要做的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真正允许金融产品违约、金融机构倒闭。虽然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估计国家净资产达到300万亿元，接近GDP的近6倍，真正能在短期内兑现拿来还债的数量很小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革命所建立的平等的社会结构让中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态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由社会习俗默认的社会分层。另外，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使其在推行地区性政策时更为小心谨慎。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来的历次民众运动和抗议表明，民众对社会不公和党的重大错误会作出反应。从1956年至1978年，大陆走了长长一段弯路，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国家从这一歧路上拉回到1950年代早期所确立的轨道上来。

最后，选择性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效果。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

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国采取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道路，这在激励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内地。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

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恰恰相反，它不但具有自身利益，而且有时还可能掠取社会。同时，经济崛起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必须留意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合法性发生危机，政府需要消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长共识因此形成。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到2000年代中期，当国企私有化接近尾声时，多数下岗职工已经找到了新工作或被纳入了政府的福利计划。

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相比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是一个正确的转型。

通过低调地继续推进私有化，同时尽其所能让下岗职工再就业，党巧妙地度过了这一难关。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党不强调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而是追求基于绩效的合法性，即通过不断改善民众福利而获取的合法性。

通过一场全面的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土地分配均等化。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时代是中性的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法性问题。由于政府压制农村移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他们的所得相对低于其为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结果是，城市居民获得了额外的好处。

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的新要素。但它的坏处也不容忽视，时间越长，坏处将越明显。

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

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在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实际受益者。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第三，作为对民众不满的反应，政府逐步开始更多地尊重民众所表达的利益诉求。但是，在争论声中，中央政府却加速了与WTO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步伐。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而要依赖市场生存。

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在1950年代早期，大陆和台湾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但就社会结构和政府经济政策而言，两者却惊人地相似。

政府察觉到了社会的不满，本届政府在执政伊始就开始迅速取消对农村移民的歧视政策。事实上，这样做也会减轻党控制官僚体系的繁重任务，因为民众的监督可以部分替代这项任务。

第二，政府采取了各种专门的计划以迅速有效地平息民众不满的早期征兆。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完成其生产定额后有机会在市场中出售产品并购买原材料。